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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经济及劳动力

64.由于AI具有跨学科之特性，正日益融入经济及金融体系；目前，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能源、金融及媒体等领域，都出现了大量的投资，尤其是在行销、销售、物流、技术创新、遵守规定及风险管理等领域。同时，AI在这些领域的应用，也突显出其矛盾的本质:AI既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及风险，此一领域第一个真正的关键点是在于，由于AI的应用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只有那些大公司才能从AI所创造的价值中获益，而不是真正使用AI的企业。

65.AI对经济金融领域，具有其他更广泛的影响，该方面也必须认真审视，特别是在具体现实与数位世界的互动，在这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在特定背景下，维持多种多样的经济及金融机构所形式的共存，而且此项因素是值得鼓励的，因为AI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及稳定性，尤其是在遭遇到危机时期，而带来益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不受到任何空间限制的数位现实，往往比植根于特别地点及特定历史的社群，更加地同质化且缺乏人情味。并且后者拥有的共同旅程，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希望，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与差异;这种多样性，对一个社区的经济生活而言，是一笔不可否认的资产，若是将经济与金融完全交给数位科技，将会削弱这种多样性与丰富性;因此，许多原本能够借由各方自然对话，所达成的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在一个充斥着程序及表面上关系密切的世界里，可能已不再可行了。

66.AI已经于另一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是劳动界与许多其他领域一样，AI正在推动许多职业根本性的变革，并且产生一系列影响;另一方面，AI有潜力提升专业知识及生产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使劳工专注于更具创新性的任务，并为创造力和创新，开辟了新的视野。

67.然而，尽管AI承诺借由接管日常的任务以提高生产力，但是AI经常迫使劳动者必须去适应机器的速度及需求，而不是让机器来支援那些劳动者，因此，与使用AI所声称的益处成为相反的。目前技术运用的方式，反而会降低劳动者的技能，使他们受到自动化监控，并被迫从事僵化重复的工作;为了追赶上技术发展步伐，劳动者的自主意识可能会被削弱，并扼杀他们本应在工作中所发挥的创新能力。[125]

68.A1目前正在取代一些曾经是由人类来完成的工作，如果用AI来取代人类劳动者而不是使之趋于完善，“也存在着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利益，而多数人却付出贫困代价的风险。”[126]此外，随着AI的功能日益强大，人类的劳动在经济领域上，可能失去其价值，从而带来相关的风险，这是技术官僚心态之逻辑的必然结果:人类世界被效率所奴役，最终人类的成本必定被削减。

然而，人的生命本身就具有其价值，并且与其经济产出无关，而且，教宗方济各解释道:“但在目前盛行的模式里，只以‘成就’和‘自力’为重，所投放的资源并不相似要帮助缓慢、弱势或天资不高的人，使他们在生命中有上进的机缘。”[127]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允许如同AI这样强大而不可或缺的工具来强化这种模式，相反，我们必须让AI成为阻止其扩张的堡垒。”[128]

69.重要的是必须记住:“社会秩序及其进步时时应以人们的利益为目标，而不是相反;因为事物应隶属于人，而人不应隶属于事物。”[129]人类的工作不仅应为利润而服务，而且应该“是为人类服务，注意人类所有的需求，即物资、理智、伦理、精神及宗教需求的级，并为整个的人类服务。”[130]

在此背景下，教会认识到“工作不仅是维持生计的途径”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面向”，以及“也有助个人成长、建立正面的关系、表达自我、彼此分享。”工作使我们感到，对于世界的发展，并且最终对我们人类的生活，负有共同的责任。[131]

70.既然工作是“代表人生在世的部分意义，是成长的途径，使人类获得发展和个人得以满全。”“科技的进步不应日渐取代人类的工作，这样做对人有害。”[132]——相反，工作应该促进人类的劳动。从此角度来看，AI应该是辅助而非取代人类的判断力;同样地，AI绝不能削弱创造力，或将劳动者贬低为“机器上的齿轮”，因此，“尊重劳工的尊严，以及就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福祉的重要性，应该是国际社会最应优先关注的，因为这些科技形式已更深入地渗透我们的工作场所中。”[133]

AI与医疗保健

71.作为天主医治事工的参与者，医护专业人员负有成为“人类生命的守护者和服务者”的使命与责任。[134]正因如此，医疗专业带有“固有及无可争议的伦理幅度”，这为“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所承认的，该誓言要求医生和医护专业人员承诺:“绝对尊重人类的生命及生命的神圣。”[135]效法善良的撒玛黎雅人，履行此一承诺的男女应当“拒绝建立一个排斥他人的社会，让自己成为近人，扶持和看顾倒在路旁的人，为共同福祉作出贡献。”[136]

72.从此一角度看来，AI在医疗领域的各种应用中，似乎蕴藏着极大的潜力，例如:协助医器护人员做出诊断工作、促进病患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治疗方法，以及为孤立或边缘化族群，扩大获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机会。借由这些方式，这项技术可以增强医护人员对病患及受苦者“满怀慈悲和爱的亲近。”[137]

73.然而，如果AI不是用来增强病患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用AI取而代之——让病患与机器作互动，而不是与人作互动——那么AI将会把至关重要的人际关系结构，简化为一个集中的、非个人化的及不平等的架构中;这类AI应用非但无法鼓励人们声援病患及受苦受难者，反而有可能加剧疾病经常伴随而来孤独感，尤其是在“人类不再被视为需要关心及尊重的首要价值”之文化背景下。[138]这类对于AI的滥用，与尊重人位格尊严，以及声援受苦受难者的精神背道而驰。

74.对病患福祉所负的责任，以及关乎病患生命的决策，此乃医疗保健专业的核心;这项责任要求医疗専业人员运用其全部技能与智慧，对受托照顾的患者做出合理且符合伦理的抉择，并且始终尊重患者不可侵犯的尊严及其必要了解病情的承诺，因此，关于患者治疗的决定及其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始终由人类来出决定，绝不能委托给AI。[139]

75.此外，使用AI来确定，什么人应该接受治疗，主要基于经济指标或效率指标，这是“技术官僚心态”的一个极具事议问题的例子，必须予以摒弃。[140]因为，“优化资源意味着，以合乎道德及友爱的方式使用之，而不是用以惩罚最脆弱的人们之方法。”[141]此外，医疗保健领域的AI工具“容易造成各种形式的偏见及歧视”，其中“系统性错误很容易倍增，不但在个别案例中，会造成不公正，而且由于骨牌效应，也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不平等。”[142]

76.AI与医疗保健的整合，也有可能陷入一种危机，即扩大现有医疗照护上的其他差异，随着医疗保健越来越注重预防及生活方式的改普，以至于AI提供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无意中惠及那些，已经享有更佳医疗资源及优质营养的富裕族群。

这种趋势可能曾增强了“富人医疗”模式:使得拥有经济能力较佳者，因为获得先进的预防工具及个人化的健康讯息之利;反而其他的人则难以获得协助，即便是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为了防止这种不公平现象，需要建立公平的架构，以确保AI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不至于加剧现有的医疗资源不平等的情况，而必须是为了公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