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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迅速世俗化的世界里，很少有教会运动像新慕道团那样激发出如此多的传教热情，以及偶尔出现的内部摩擦。

在与教宗良十四世的一次重要会面中，该运动在普世教会中的复杂角色得到了清晰的关注。教宗面对一千多名巡回传道员和领袖，发表了一篇措辞微妙的讲话：一方面高度赞扬他们无畏的传教热情，另一方面又以慈父般的坚定态度纠正他们融入当地教区的问题——这一话题在亚洲教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避免僵化和道德主义

教宗首先肯定了这一运动，称其为对教会生活的宝贵贡献。他特别赞扬了那些响应信仰召唤，放弃安逸的日常生活，前往遥远且往往艰苦的地区传教的家庭。他指出，他们在唤醒那些已经遗忘自身身份的已受洗基督徒的信仰方面取得了独特的成功。

然而，教宗信息的核心是呼吁教会走向成熟。他敦促道：“要满怀喜乐和谦卑地努力前进，不要封闭自己，要成为共融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教宗在谈到该团体内部经常存在的风险时，警告大家要警惕“僵化和道德主义”。他提醒与会者，他们的神恩虽然独特，但并非排他性的。

教宗表示：“任何职务都不应成为凌驾于兄弟姐妹之上、排斥异己的理由，‘新慕道’必须继续作为堂区日常牧灵关怀的一部分，与主教们完全共融——这一指示对于该运动在整个亚洲大陆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从贫民窟到亚洲宣教

要了解新慕道团独特的魅力，就必须追溯其卑微的起源。它并非诞生于神学图书馆，而是诞生于1964年马德里附近帕洛梅拉斯阿尔塔斯贫民窟的尘土之中。

“新慕道”由西班牙画家基科·阿圭略（Kiko Argüello）和已故化学家兼神学家卡门·埃尔南德斯（Carmen Hernández）创立，最初是在最贫困的人群中——吉普赛人、无家可归者和被边缘化的人群中——传播开来。

阿圭略在这些“无辜者”的苦难中找到了基督，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早期基督徒慕道班的宣讲方式：慕道班是一种长期的培养计划，旨在引导受洗的成年人走向成熟的信仰。

如今，这颗种子已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全球之树。截至2025年7月，“新慕道”在139个国家拥有超过2万个团体。

在亚洲，该运动将这片大陆视为“新福音传播”的沃土。该运动活跃于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多个国家，并派遣家庭前往该地区几乎没有基督徒存在的地区进行“向外邦人传教”（Missio ad Gentes）活动。

此外，他们还在班加罗尔、高松、马尼拉、卡拉奇和首尔等战略要地建立了救世主之母神学院，以培养具有他们特定神恩的当地神职人员。

分歧与摩擦：日本的教训

尽管取得了成功，但该运动在亚洲的扩大并非一帆风顺。教宗最近关于“尊重每个人的人生旅程”的警告触及了“新慕道”在日本历史的痛处，而日本的情况对于该地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案例研究。

多年来，新慕道团与日本天主教主教团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主教们担忧该运动的活动如同宗派，导致小型堂区团体内部出现“尖锐而痛苦的分裂”。

日本主教团神职人员认为，该运动常常未能适应日本文化，强行推行欧洲式的礼仪和团体生活，疏远了当地信友。

这种摩擦在2010年达到顶峰，当时日本主教们试图暂停“新慕道”的活动，以促进其“重置”和文化适应过程。虽然教廷在技术上撤销了暂停令，以便双方展开对话，但其根本问题凸显了一个关键的冲突：如何在全球运动的具体方法与地方牧者的权威之间取得平衡。

该运动的辩护者经常援引主教们的“不服从”，但教会法——以及该运动自身的章程——明确规定，地方主教是其教区内基督徒入门的最高权威。

正如章程所述，“新慕道”是为主教服务的。日本主教们坚持要求该运动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这并非叛逆之举，而是他们履行牧灵职责，维护信众团结的行为。

前进之路

教宗今年一月的文告以亚洲新慕道运动的历史为背景。传福音的热忱固然重要，尤其是在基督教少数群体地区，但如果忽视当地文化或教会权威，则可能适得其反。

教宗在结束讲话时，提出了一条与亚洲背景相契合的前进道路：“福音的宣扬……必须始终摆脱束缚、僵化和道德主义。”

对于在亚洲服务的成千上万个家庭和巡回传道员来说，使命仍在继续——但肩负着新的使命。为了在亚洲发挥有效作用，他们不仅要建设团体，更要建设彼此间的共融。

概览：新慕道之路（2025）

——本台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