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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修女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小德兰修女（化名），老家是中国北方的，长大后加入了修会。 问：你们修会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答：修会的状况是，从工作方面来说，我们是多元性的，就是现在有做医疗的、做福传的、做培育的，或者是像我俩（同时有两位修女在接受采访），她是服务麻风人，我是服务艾滋人的，现在我俩的服务都结束了，她开始做福传，这两个月培训结束之后，我要接受新的派遣，目前还没确定做什么。 问：你们修会现在的圣召怎么样？ 答：其实在大环境影响下是和其他修会一样的，圣召很少，虽然少吧，有很多修会还是羡慕我们，我们现在有一个初学生和一个望会生，虽然少，但是大家都羡慕的不得了，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问：你们修会有多少发永愿的修女呢？ 答：就是按照大的修会团体来说，我们大陆这块比较少，欧洲那边比较多一点，相对来说，其实那边也不是很多，最多的是在越南，有七百多位，就是我们这块是最小的。 问：那是什么吸引你加入修会的呢？ 答：我的家庭是老教友家庭。改革开放之前，当七几年的时候，坐监狱的神父回来，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老修女们回来，就比较有一些感触，后来就是当我们正是青年的时候，堂区神父就把我们组织起来，就是教友的孩子组织在一起，他开了一个工厂，虽然赔钱，但是愿意让我们过去。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老的一辈对我们的吸引，所以圣召的种子就开始萌发。那时候大概十七八岁，也不上学了，因为家庭比较困难，最多读一个初中就很了不起了。 问：您觉得为你来说做修女有没有什么困难和挑战？ 答：有的，工作当中第一个困难是合作。比方说：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差和代沟是非常严重的。我出去服务和一个修女去合作的时候，我们差二十岁，这个时候就是各个方面，什么都不一样。例如年龄、经验、想法等都不一样，在什么都不一样的情况下，去做同样的工作，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合作是第一个困难；另一个困难是沟通方面，因为毕竟是很有限的，我们那一代人呢，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修女，和八十年代出生的修女就相差太多，人家她们八十年代的修女就是很容易和大学生能打成一片。出去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成了老古董了，去了就是个陪伴而已，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挺没用的，那种“没有用的感觉”会重一点。所以我们年龄大的就愿意和年龄大的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出去就不会显得我们很没有位置，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就是这个年龄差就是比较困难的合作起来。 问：除了外在的一些挑战外，对于你来说，修道生活中，困难比较大的是什么？ 答：其实这就关系到三愿了，我们每个修女头顶上就是有服从、神贫、贞洁这三个大球，每天的生活就是去面对“你怎去抉择？”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其实在服从方面，为我个人挑战比较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嗜好不一样，特长也不一样。在我的经验当中，每次长上派遣任务的时候，给我的就是我不喜欢的。每次都是我不喜欢的，但是必须做。因此，当自己就是以这么一种心态去做的时候，就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工作，而非来自使命，或是对于天主的爱。到真正的有一种转变的时候，是有奇迹出现以后，我才把它变成我的一种使命。另外就是，昨天一位修女给我们上课，谈到神贫。这个贫穷，对我来说，怎么看呢？从精神贫穷方面看的话，平时生活中让我们自己去买东西的时候呢，舍不得花钱买。因为我们修会团体的姐妹都对钱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可能是我们修会的经济比较紧张，所以大家都会以团体的观点出发，买东西时，不会那么大手大脚，随便花钱，即便有时需要，也不会随便买。但是，当教友会给一些东西时，自己就把持不住。就是，当家说：“哎呀，你穿这个合适，哪个合适时”，最后自己就有了一大堆东西。因此，对神贫来说，和这些免费的东西说“不”，挺不容易的。可能是因为不花钱嘛，涉及不到和长上请求啊等，此时就很难把持。在贞洁方面呢。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就我个人的角度，四十五岁之前我觉得我的贞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没有感觉，我没有什么想法，和年轻人在一起谈一些性的方面的东西，我说我很好啊，我觉得我很棒啊。结果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这五年的时间就挺辛苦的，我说我的性复活了，在我的生命里边，我就会觉得谈性很困难，我不愿意去碰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三愿方面对我的一个挑战。 问：人到中年都有一种生命的危机感，面对生命，有一种想要延续生命的渴望，那修女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的？ 答：这个问题很内在，非常内在。对我来说，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服务的范畴。四十五岁之后性在我的身体内复活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服务的是孩子，五年的工作服务艾滋儿童，这一方面就弥补了我的那个做妈妈的需要。 问：那个时候有没有一种渴望去做妈妈？ 答：当时派遣我的时候，我很讨厌这份工作，为什么呢？我在大人的团体里面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是八小时的工作结束之后剩下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陪孩子们的时候一天二十四小时，做饭、买菜、陪着写作业、开家长会、出去玩儿，整个就是一个妈妈的工作，我非常不喜欢，可是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团体没有太多的人来调换，我理解团体的困难，所以我担任这份工作的时候，前两年的时候过得很辛苦，因为走不进孩子们的心理，和他们达不成一致。当我第三年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他们也可以自由的向我说话，我也可以自由的走向他们，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妈妈的感觉。因为有一天我带着五个孩子出去，在广州的大街上，我们买东西呀，边走边说笑，很快乐的一个场面，对面有个老太太，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观察我们的，因为现在很少有这么大的家庭，一起有五个孩子出去，她可能觉得是一个特别的风景线吧，当我们从她面前走过的时候，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哇，你真能干！”。我当时内心是非常喜悦的，这是对我的一个肯定嘛，但是不能解释，因为我们的服务非常特殊，服务艾滋儿童是非常保密的，是不能解释的。 问：所以这些而孩子心智上是健全的？ 答：这些孩子都是非常健全的，就是他们的血液里含有HIV病毒，所以我们陪伴他们上学，给他们开辟一个属于他们的那一份正常的生活。所以在这五年当中，确切的说是后来这三年，天主已经弥补了我的需要了。最大的那个孩子十七岁了，在上高二，我们在微信上联系，她会说：“姑姑，我想你了”，我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我很满足，所以就没有那种特别想做妈妈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妈妈了，我已经得到了。也就没有那种需求了，现在让我结束这份工作，有点舍不得，虽然一开始很讨厌。 问：修女您服务艾滋方面服务了多少年？ 答：我服务艾滋有八年，一年的麻风村学校，服务一共九年。 问：据您的服务经验，您怎么看现在中国的艾滋病人？您怎么看待您服务的这些人？ 答：我觉得他们在某一种程度上是比较贫穷的。我刚开始三年服务艾滋病人的时候，是在艾滋临终关怀，后来这五年是儿童，在这两个方面我在服务。刚开始临终关怀那三年的时候，我觉得看到他们的时候，比较可怜。因为在检查出来是HIV阳性的时候，单位就把他们开除了，有一些父母是接受的，有一些父母不接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一些人的父母把他们送过来接受治疗，家里人还和他有关系，有一些人是家里彻底不要了，彻底断绝关系。有些人他们在外边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他要吸毒嘛，自己就在外面成为一个社会的祸害。符合我们条件的我们可以收进来，我们就是在衣食住方面我们给予他们照顾，在心理方面我们也是重新的给他们一个希望，让他们觉得没有抛弃他们，让他们有这种观念在。 问：修女您怎么看中国艾滋病的问题？ 答：这个问题很大，这个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数据也一直在上涨，在我2003年进修学习的时候，中国的艾滋数据是八十四万，一百多万死了二十多万，剩下八十四万。现在这个数据就是从学校里检测来看，一天就有两千左右的学生感染，这个庞大的数字现在已经是超过癌症、肝炎、肺结核、麻风病等等一切疾病，已经居第一位了。这真的很可怕，中国真的如果不去采取一些行动和措施的话，很难控制这个数字的上涨，83年的时候中国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人数排在世界第十四位，现在中国艾滋被病毒携带者人数已经提前好多位了，应该是第四位或者第五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数据和它上涨的速度来看，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很悲观，我们教会也在提倡去宣传，和大学生在一起去科普一些关于艾滋的知识。 问：您觉得艾滋在贫穷献血和性方面，哪个方面传播是最严重的？ 答：这个界限应该是2000年，2000年以前是百分之九十是从贫穷来的，就是献血感染的那个比例非常的大；2000年以后就转到性传播，现在已经几乎百分之九十是性方面的传播了，以前吸毒的还有一部分，现在吸毒的他不用静脉注射毒品了，所以就避免了很多的传染，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性传播。 问：从你们的角度和经验来看，现在我们中国修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因为堂区服务的经验为我来说是很缺乏的，所以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就我的工作服务经验来看，是“传统的修女”（老一辈）对福传来说可能比较困难，因为现在的时代要求，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好多的修女就说我们和现在的人（青年一代）没有共同的话题，对福传来说是一个挑战；另一方面说就是现在的时代进步太快，我们修女跟不上去，另一点是这个社会上的挑战非常大，物质、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一个修女的挑战性还是比较大的。两点比较明显的困难，就我个人的了解。